死去何所道，
托體同山阿。
人固有一死。東晉詩人陶淵明的詩句，道出了他面對人生終點時的豁達，希冀從此回歸大自然。
墓志銘是墓的靈魂，墓的主題，墓的“身份證”。墓志銘有他撰與自撰之分。中國古代的墓志銘，都是后人、他人為死者撰寫的。他撰的墓志銘，最常見的是記述逝者生平與貢獻。
中國古代帝王將相的墓志銘，往往就是一篇刻在方石之上的歷史文獻。這種碑文用詞遣句都極其嚴(yán)謹，經(jīng)過反復(fù)推敲這才寫定。不過，也有的帝王將相的墓志銘堆砌了連篇“諛辭”，使其文獻價值相形見絀。
例外的是陜西乾陵武則天墓，只立一塊無字碑而已，反而讓后人對這位特立獨行的女皇帝以充分的想象空間。
南京中山陵孫中山墓碑上，只有一行鎏金大字“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于此”，卻無一字碑文。據(jù)說這是由于很難把孫中山的豐功偉業(yè)濃縮于一塊石碑之上，只得作罷。
隨著時代的進步，思想的解放，自撰墓志銘者漸漸增多。
自撰的墓志銘，是人生的告別宣言。墓志銘集哲理、詩意、歷史、文化于一體，言簡意賅，濃縮著智慧之光。自撰的墓志銘常常是亡者最精煉的人生體驗之言，最深刻的人生思索之語。
著名愛國將領(lǐng)馮玉祥將軍自撰墓志銘，反映生平之志：“平民生，平民活，不講美，不講闊。只求為民，只求為國。舊志不懈，守誠守拙。此志不移，誓死抗倭。盡心盡力，我寫我說，咬緊牙關(guān)，我便是我，努力努力，一點不錯。”
1978年，正值66歲盛年的啟功先生自撰墓志銘，以幽默的風(fēng)格記述一生：“中學(xué)生，副教授。博不精，專不透。名雖揚，實不夠。高不成，低不就。癱趨左，派曾右。面微圓，皮欠厚。妻已亡，并無后。喪猶新，病照舊。六十六，非不壽。八寶山，漸相湊。計平生，謚曰陋。身與名，一齊臭。”
富蘭克林既是美國著名的科學(xué)家，又是“獨立宣言”的起草者。然而，他的墓志銘卻是“印刷工富蘭克林”。在他看來，家庭貧困迫使他在年輕時當(dāng)印刷工，使他有機會從印刷品中學(xué)習(xí)知識，知識改變了他的命運，所以他永遠不忘自己出身印刷工。
赫魯曉夫的墓碑上，我只見到一行字：“尼基塔?謝爾蓋耶維奇?赫魯曉夫”，連生卒年月都沒有寫。大約在赫魯曉夫看來，像他這樣家喻戶曉的人物，除了姓名之外，再加上任何一個字都是多余的。
自撰墓志銘以過來人的身份，把一生的心得以三言兩語鐫刻于小小石碑之上，閃耀著真知的光芒，成為贈予后來者的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以詩祭奠亡靈，則是悼亡詩。把悼亡詩刻于墓碑上，從廣義上講，也屬于墓志銘。西晉潘岳為悼念妻子楊氏而寫了《悼亡詩三首》，開悼亡詩之先河。從此，歷代悼亡詩詞不絕。詩詞是感情的結(jié)晶體。悼亡詩詞成為懷念亡靈的深情繾綣之作。
形形色色的墓志銘，折射著萬千世態(tài)，蘊含著歷史文化，飽蘸著人生哲理，訴說著無盡懷念。正因為這樣，墓志銘值得收集，值得保存，值得研究，值得出版。
然而，在文化領(lǐng)域中，對于墓志銘的研究卻幾乎是空白。上海福壽園陵園文化研究所把園內(nèi)的墓志銘加以選編成書，不僅僅是對陵園文化的新探討，更重要的是給廣大讀者以人生的啟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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